摘要:
  即使是在2008年中国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大力发展基建之下,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非饱和,而是不足,”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表示。
  以下为相关文字实录:
  林毅夫: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争论很重要。从争论过程中大家集思广益才能增强对现象本质的认识,我个人非常赞成要有争论,争论总比舆论要好得多。从2008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推出4万亿财政政策,当中盖了不少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是不是过剩?我想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确实是改善了很多,比如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差不多,美国高速公路是9.5万公里,现在大陆的高速公路是9万多公里,和98年第一次财政政策之前,当时朱镕基第一此讲经济财政政策,也是建铁路、高速公路。98年大陆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数是4700公里,那时候就改善很多。
  林毅夫:是不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就饱和了?这个问题很简单,请大家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坐一下地铁就知道了,到底中国的基础设施是不够还是过剩,或者到这些主要城市开车,你们都知道,中国的基础设施到底是过剩还是不足。我相信改善的空间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对中国的未来我为什么要强调投资?我认为消费是重要的,但不能作为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要发展,它的基础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不断提高靠的是在现有的产业里面技术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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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称“经济学家五个论”标准太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微博]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经济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林毅夫的忙是不言而喻的。单从一干头衔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等。日前,他在北大朗润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采访的话题集中于“新农村建设”。尽管以旁观者观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出台与林毅夫这位重要的“智囊”密不可分,但林显然并不居功。

中国经济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对于“三农”话题,林毅夫自然熟悉不过。早在1987年,他就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并且写出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因此,谈起来自然是滔滔不绝。

中国证券报:你一直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持乐观看法,但从数据看,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同比增速连续7个季度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7.4%,第四季度回升至7.9%,但今年第一季度又下滑0.2个百分点。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态势?

最好的办法是启动存量需求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而且处于相对低的增长水平,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形。但当前中国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的,不是结构性的,可通过投资来解决。在投资带动下,中国工资水平将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自然会增长。“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不会减慢,未来几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是完全存在的。

澳门新浦京,中华工商时报:据我所知,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前,您就提出过“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而且还是最早提出的。您是对中央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最终出台和您有直接的关系吗?

但是,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许多人的误解在于断章取义,割掉了“潜力”二字。

林毅夫:我想不能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客观问题,也不能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因为采用了我的建议而出台的。但我是比较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最早是在1999年。大家知道,我长期研究农村工作,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从长期来讲,农村最可持续的发展是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另一方面农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两个轮子。如果农村劳动力不能不断地转移出去,单靠提高农村生产力,必然会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的结果,所以劳动力转移是必然的前提。

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要把二者的辩证关系理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潜力非常大。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相当大,所以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上还有不少后发优势。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速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借鉴或采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劣势转变为优势。

中华工商时报:在十几二十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三农”问题并没有现在这样突出。现在之所以变得如此尖锐,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呢?

对比亚洲多个经济体,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在随后20年中,这三个经济体保持了9.2%、7.6%和8.3%的增速。我认为,从以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看,中国仍有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能继续高速增长20年。

林毅夫:你说得没错,“三农”问题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变得特别尖锐的。在改革开放后的七八十年代,农业生产增长很快,所以“三农”问题不突出。1985年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农民“离土不离乡”就能工作,所以也不突出。1990年代初,农民工开始出现,大量离土离乡的农民转移出来,但是这段时间,“三农”问题也还不是那么尖锐。

消费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那为什么1990年代末“三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比较小,新增就业机会少,这样造成应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来,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出现返流现象;另外,因为竞争很厉害,大量乡镇企业也在那时倒闭,大量农民又回流到农业,这样就造成农民收入在1990年代末增长特别慢,“三农”问题因此变得特别突出。

中国证券报:在很多人眼里,“投资”现在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代名词,经常与粗放增长和环境污染相挂钩。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被认为应该是调控新的着眼点。消费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当时我在想,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认为,必须把农民劳动力不断流动出来这条渠道打通,把城市中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林毅夫: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外认为中国投资太多、消费不足,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对此,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应靠消费拉动而不应靠投资拉动。但研究问题要从问题本质来看。

中华工商时报:如何才能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呢?对中国来讲,通胀压力往往是短期的,而通缩压力似乎是长期的?

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就不能实现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不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中国产业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也有不少基础设施仍待改善。如果废弃了投资,如何提高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来降低阻碍经济增长的高交易费用?

林毅夫:要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货紧缩问题就必须解决。我当时提出,过剩生产能力本身是一个存量的概念,要解决过剩生产能力,最好是解决存量需求。

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自然就不会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劳动生产率水平没有提高,但还要经济继续增长、消费继续增加,就只能靠借款。如果下一年还是如此,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但借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世界上所有的危机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全球借债。

中华工商时报:什么叫存量需求呢,这个概念是您提出的吗?

我不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费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林毅夫:是我提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人们有需求的愿望,而且也有支付能力,但由于体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这个能力没办法使用,这样的需求把它叫做存量需求。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会有,但我们是转型中国家,所以会有存量需求。我认为,目前国内往往很容易按照国外的概念,而不是按照国内的现实状况来讨论。外国没有“存量需求”这个概念,这是我在国内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过分强调消费,就是没有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特性。发达国家现在以消费为主,他们70%以上是消费,我们50%以上是投资,就不对,能这样比吗?如果接受国外那些理论,让中国必须以消费为主,这是公然要求中国陷入危机。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多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更没有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按比较优势进行过多投资而发生危机的国家。

当时我发现有四大块存量需求,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二是民营经济,三是城市消费,第四块是农村消费,而这恰恰是最大的一块。你对比一下农村与城市消费,就会发现农村消费会低得很多。这是因为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农民收入低;另一个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现代消费必须有基础设施,比如要有电有水有马路等,但是“八五”以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在城市,农村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因此造成农村的消费环境不利于现代消费,农民当然就不会去购买现代化产品。

投资依靠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驱动

“新农村建设”能四两拨千斤

中国证券报:投资本身“无罪”,我们要更加注重投资的质量。在你看来,如何现转变投资方式,提升投资质量?

中华工商时报:“建设新农村”对解决“三农”问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

林毅夫:我觉得这是“一石数鸟”,四两拨千斤。因为在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的条件下,一般依靠财政政策来解决。那么,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把财政投下去,能启动很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一般来讲,财政往往都投资在城市里面,但那部分的杠杆作用不大。我认为投在农村杠杆作用会更大,因为它会启动消费需求。它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但同时也会启动消费需求,因为改善了消费环境,需求就会增加。

中国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和机场等,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这些投资将产生很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认为它会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最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从长远来讲,它把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了,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的渠道打通了,实现了增加农民收入最长远的可持续的方式;第二,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本身都是劳动力很密集的,都是使用当地劳动力的,比如水泥钢筋都是当地生产,由此会给当地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第三,能启动农村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收入从长远来讲是必须转移农村劳动力,但必须看到中国的现实———到2030年,我相信至少还有30%的人口将近5亿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他们生活不能现代化的话,那就不能说是全面小康。所以我说这是“一石数鸟”,当时这个观点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中央决策成员也都看到这个报告。

在软件方面,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一定有制度的扭曲。随着经济发展,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改革的原因。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确实可提高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把这些因素都放进来,中国在未来20年还有维持8%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能否变成现实,取决于能否继续改革。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说是我个人提出的,但这个问题就摆在那个地方,随着时间推移,大家都会有这个共识,认为这个事该做。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建议现在变成了一个政策,相信它对解决我们现在的相对生产能力不足、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民收入都会有正面作用。

中国证券报:据悉,管理层近期警告地方隐性债务问题突出,甚至不排除出现局部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在地方债务水平较高、社会融资规模很大的情况下,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怎么筹集?货币政策怎样引导和支持投资的健康发展?

国家应加大农村投资比重

林毅夫: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当年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如果算上这一块,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中华工商时报:据我所知,您前不久还给国家发改委提了一个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建议,您具体建议了什么呢?

我认为,目前的投资需更多依靠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比较能掌控资金流向,货币政策却很难掌控。

林毅夫:提了财政政策的分配问题。1998年以后,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支持大的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城市里,但实践证明,这些相对于启动需求来讲作用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城市资本都是很密集的;第二城市里的消费相对都已满足,创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对消费的启动发挥不了多少杠杆作用。但如果建在农村里,比如修自来水、下水道、电视接收设备、修道路等等,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如果这些都投入的话,农村消费环境就能改善,也能创造就业机会。所以我当时在建议里提出,国家应该在农村投资方面加大比重。

目前的金融管理存在一些问题,有改进空间。举个例子,如果有个项目总投资为1亿元,银行同意支持这个项目,就把1亿元都拨到项目账户里去,项目投资者开始付利息。但是,这个项目可能需4年完成,在第一年只需借2500万元,可现在就必须付4年的利息,实际上对2500万元付的是1亿元的利息。在这一批资金上面,实际付的利率是名义利率的4倍,这是多高的利息?在这种状况下,贷款躺在银行,很容易鼓励贷款人去做投机。这就造成贷款创造储蓄,1亿元用不完的部分就变成储蓄,储蓄增加了变成贷款,贷款又变成储蓄,储蓄又变成贷款,这才会造成我们现在的M2是GDP规模的将近2倍。

中华工商时报:那您认为这个比例多大合适?

从实际数据看,从2007年到2011年,GDP增加20万亿元,储蓄增加40万亿元,贷款增加30万亿元,在这种状况下就要好好思考,为什么实体经济增加20万亿元,储蓄却能增加40万亿元?这就是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再不断创造存款的结果。在这样的模式下,金融机构当然感觉“不错”,赚了很多利息,但不要忘记,也埋下不少风险。

林毅夫:具体多大很难说,但我想发改委会做得很详细。

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如果要有新一轮的积极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在货币政策方面坚持稳健基调是对的。不仅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应改善银行资金管理方式。对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既然贷款是要分4年用的,对未来3年的贷款,银行目前顶多收承诺费即可,不应收利息,这样,银行第一年贷出去的只有2500万元,资金都用光了就不会变成存款。

中华工商时报:最后问您一个问题,香港学者丁学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经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也有过“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甚至不入流”的说法,对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像这样一些问题是能改进的,但是改进方式不是只从国外理论上看怎么办,而是看中国实际状况是怎么样。不能依靠国外某个时代的理论,就认为解决了问题。

林毅夫:可能他们的标准比较高吧。中国的确是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也希望我们大家研究的水平越来越高。

避免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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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城镇化无疑将释放巨大的投资需求。如何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重走大干快上、房地产化的老路?

林毅夫: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从资源型产业转到制造业,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因此,劳动力会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是相对集中的规模经济,所以劳动力必然从农村转到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讲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很大的规模特性,如果城镇化不发展的话,那些规模特性就无法发挥出来。

如果人为拔高城镇化而产业不发展的话,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会出现大量失业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反过来,如果人为抑制城镇化的话,规模经济发展不起来,也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是必然的,它是我们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国家必然需要的一个结果和一个条件。所以,未来城镇化发展需把政策设计好再来实施。我觉得,这次城镇化会议的推迟,就是为更好地设计政策,避免政策失误造成过度的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房地产的城镇化,却没有产业支撑。